中华文明的“纸上博物馆”

世界公认，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缔造的最光辉绚丽的文明之一。我们有责任将这一伟大文明的优秀传统普及于国人，进一步介绍于世界。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重要方法，是编著图文并茂的中华文明史。

我国古代学者早就提出过“左图右史”的理想，希望用直观的图象来补充文字描述的不足。只是由于当时材料、技术条件的限制，这种愿望无法充分实现。近代各类文物发现众多，尤其是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之后，编写文字与图象并重的历史书籍的条件便齐备了。

早期有些学者的想法，是给历史研究配置一套参照的图象。这个思想的滥觞，或许可以追溯到明代《三才图会》之类的书籍。日本学者编印的《东洋文化史大系》等等，思路是相近的。在国内，专以文物为主，开此类图谱先河的，是郑振铎先生的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。不过郑先生的书纯系图集，尚未能收图文互补的效果。同为郑先生所编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图文兼备，更为读者欢迎，但只限于文学史方面。

近年，很多人想到要编著较大规模的“插图本中国通史”，并且做了若干尝试。广东旅游出版社推出的《中华文明大博览》，应当说是成功的。这部书重点在于论述中华文明，贯穿以整个历史的纵线，其文字、图片的版面彼此相当，内容同样丰富，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。

图文兼重的中国文明史，就方向而言有利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进一步结合。考古学本身是具有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，然而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以同历史学的密切结合为特点。大家知道，王国维先生二十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义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在方法论上为考古学的建立发展开拓了道路。“二重证据法”指文献同文物的互相印证，即蕴涵着历史、考古的结合。

尽管历史与考古有如此密切的关系，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仍不是容易的事。认识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，分别需要特殊的学习与训练。特别是考古学的研究收获，并非轻易就能融会到历史研究中去。在历史知识的普及上，怎样结合考古文物，也很不简单。《中华文明大博览》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，使全书成了真正的“纸上博物馆”，成绩是值得肯定的。